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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高梅訴格羅斯特案(2)

2017-02-10 11:48  來源:法律教育網   糾錯

One thing is clear: The law in this area is malleable enough that it can be argued either way. For instance, "contributory infringement" requires that the software distributor "materially contribute" to users' infringement of copyright, and have knowledge of it. But what kind of contribution is, or is not, "material"?

There's the rub. Grokster makes illegality possible - but when the illegality happens, later, it's through the user's own choice. So has Grokster made a "material contribution" - or virtually no contribution at all?

Similarly, when software is later used by many to infringe, and some to legally distribute files, does the software maker have "knowledge" of infringement? This is another requirement for contributory infringement - and, like the material contribution requirement, it's susceptible to debate: For instance, does the software maker have to know about a particular instance of infringement, or is the general knowledge that the product is being used to infringe copyrights - which Grokster surely has by now —— enough?

Similar difficult questions arise within a theory of "vicarious" infringement. A key question is: Did the software distributor have the "right and ability" to supervise for infringement?

How might the distributor reserve the right and ability to supervise for infringement? It might require users to agree to provide copyright registration or licenses for each use of the software. Obviously, that would be quite burdensome for the user. And doing so might only put the distributor in a worse legal position: Ironically, this test seems to suggest that the distributor will be better off if it remains ignorant of illegal uses, for then it cannot be held vicariously liable for them.

Some courts might want to address this irony by saying that the distributor must reserve this right and this ability - and thus must expose itself to a vicarious infringement claim. But arguably, a court that forced this, might be going too far.

Given that Congress has not specifically required the inclusion of such provisions in the relevant contracts, should courts interpreting copyright law take it upon themselves to tell Grokster how to structure its software, and force it to police its own users? Or should the onus be on copyright owners to devise "lockware" that makes illegal uses of particular files impossible?

Reasonable minds can differ on the answers to all these questions, I think - and for this reason, the Supreme Court will likely feel free to make law, rather than to simply interpret it, in this crucial case.

米高梅訴格羅斯特案

朱莉希爾登

2005,2,15,星期二

在3月29日,最高法院將聽取米高梅公司訴格羅斯特有限公司一案的辯論,一個有關對等文件共享—人們通過網絡傳遞或者接收音樂或者電影的過程—被密切關注的案子。

最著名的對等文件共享網站當然是,耐伯斯特。但是,在許多輪訴訟之后,耐伯斯特現在已經轉變成為這樣的網站,按月支付的,只允許合法的音樂下載(那是,下載已經授予許可的版權音樂)。別的網站,仍然,繼續提供對等文件共享軟件而不考慮它的某一次使用侵犯了享有著作權音樂和電影—格羅斯特就是一個這樣的網站。

法院在米高梅訴格羅斯特案中的最終判決可能成為這一任期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判決之一。

原告,被告,和案中的主張

本案的原告名單是一個有影響的好萊塢錄音和電影公司的虛擬的“誰是誰”。本案的被告是格羅斯特和流傳播網絡—它們提供支持個人電腦對等音樂電影文件共享的軟件。

根據原告訴稱,超過90%的實際使用這個軟件進行交換的文件是由那些交換者—就是,利用他或她的電腦使文件可以下載的人—無權傳播的,具有著作權的材料構成;谶@個理由,原告—享有案件中著作權最大份額的人—對格羅斯特和流傳播尋求龐大的賠償。

他們的責任理論認為格羅斯特和流傳播應該為軟件使用者的版權侵犯行為負責—因為他們對使用者的侵權行為做了貢獻,或者因為侵權行為,在效果上,他們也有份。這兩種侵權分別被稱做“貢獻的”和“替代的”侵權。

索尼比特麥克斯案會對被告有利嗎?

最高法院上一個看起來與此案十分類似的判決是索尼公司訴環球電影公司案—它是在1984年做出的。它認為錄像機的銷售者對使用者的侵犯著作權的行為不負責任—駁回出售錄像機構成幫助侵權的請求。

這個裁決,乍看起來,對美高梅訴格羅斯特案的被告十分有利:就像錄像機的制造者,他們,也,提供了使部分使用者可以侵犯著作權的手段,但是不是所有的使用者。他們,也,創造了擁有廣泛使用者的新科技,一些人合法還有一些人不合法。

所以他們就也不用,像脫離了釣鉤—基于索尼的先例?

問題是,在錄像機和本案的軟件之間有一個很大的不同。索尼案判決的時候,法院解釋到,通常美國人使用他或她的錄像機是為了“改變時間”—就是,錄制喜歡的電視節目在一個更方便的時候觀看。簡單的說,錄像機就是類似老式留言電話的一種東西。

改變時間在知識產權法中是一個典型的公平使用的例子。并且在任何時候,就像法庭指出的那樣,它不會看起來像能夠造成人們在侵權案件中看到的那種典型的損害:失去潛在的將來合法出售享有知識產權的材料所取得的利益。

總體上,錄像機最普遍的使用,依照最高法院,是合法的:改變喜歡的電視節目的時間。相反,通常—真正地,很大可能—對米高梅訴格羅斯特案中軟件的使用是不合法的:侵犯了音樂和電影的專利權,構成著作權侵權。

確實,證據顯示十個使用者中有九個這樣使用格羅斯特。(很值得注意的是,雖然這樣,事實上存在完全合法使用的用戶:格羅斯特提供了一份使用者的法庭宣誓書,他們有的是著作權的擁有者,或者他們被授權使用其所傳播的享有著作權的材料。)

總之,在索尼案中法庭認為它處理的是一個通常無傷大雅的技術。但是米高梅訴格羅斯特案中法庭知道它拿的是一條響尾蛇,不是一條花園里的蛇,在它的手中。所以,這種想法,法院會盲目地遵循索尼案是很天真的。不論法院如何判決,它都不會簡單地適用過去的先例。

為什么這個案子的代價是潛在地重大的

這個案子的代價也很高,高于索尼案。如果原告勝訴,允許對等文件共享的軟件的發布人將要面對巨額的損害賠償,可能導致它們倒閉—潛在地,法庭要求他們停止傳播他們軟件的禁令也會這樣。

可能性仍然存在,無論如何,海外服務器和公司的使用—它們在美國法庭管轄權之外—還有匿名—你不能有效地讓一個不知名的人承擔責任—會意味著對等文件共享還會繼續。這樣,就像我在上一篇專欄中指出的那樣,這有很大可能是,在效果上,無法阻止的技術。

無論如何,最高法院傾向原告的判決會,即使在最小程度上,對對等文件共享設置實際的阻礙。它也會在一些人眼中給對等文件共享打上不好的烙印—特別地如果最高法院使用嚴厲的措辭把侵權等同于盜竊,并且貶損對等文件共享軟件為犯罪的工具。

錄音和電影工業—努力保護利益—使文件共享成為犯罪是一回事,最高法院—解釋法律—這樣實施是另一回事。另一方面,盡管如此,一些共享者可能用他們為美國錄音工業協會和美國電影協會反盜版運動保留的同樣的蔑視來回應法院的裁決。

同樣重要地,法庭一貫認為當使用者不擁有著作權或者沒有被授權就去交換享有版權的文件,他們就是非法侵犯著作權。所以起訴使用者將是顯而易見的,不論法庭如何判決。

(一些理論者爭辯說共享是“公平使用,”并且因此根據著作權法免除責任,它就像邀請朋友過來聽音樂,或者借給他們一部dvd.但是法庭認為正相反:不同于這些實際,文件共享代表性地包括拷貝,或者同樣的行為—因此,法庭傾向于認為它是直接的侵犯著作權。)

另一方面,如果被告獲勝,對等文件共享軟件的市場將可能會興隆起來。

另外,由格羅斯特和流傳播公司發布的軟件將提供一個制作合法的類似軟件的典范,所以那些尋求發布類似軟件的人會簡單地選擇反編譯這個法庭業已保護的軟件。

所有人都在猜測誰會贏得這個案子

那么誰會贏得這個案子呢?這很難去預測。

一方面,我認為最高法院不可能去簡單地做出有利于被告的裁定,因為法官會覺得實際上放縱了范圍廣闊的著作權侵權而不舒服。

法庭普遍地不想給予為數眾多的不法行為的保護—記住,這樣的時候很少,如果有的話,問題是對等的使用者違反了法律—超過其他的守法公民。這樣做會很恐怖,將會造成一個藐視法律的社會,他們的態度是“只要我沒有被抓住,就萬事大吉。”并且法庭都明白實際的和公共關系的花費,如果公司必須一個一個地照顧他們的使用者。

但是另一方面,簡單做傾向于原告的裁決也會讓法官不舒服,我認為,從一個不同的觀點看:檢查美國科技并且指示告訴他們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不是法院的工作。

分析的結果是法庭可能達成妥協的解決方案。一種這樣的方案可能是要求格羅斯特和流傳播去監管他們的網絡防止使用者侵權。

但是法庭也有理由去反對這種解決方案:法庭不傾向于告訴軟件發布者他們可以或者不可以創造什么和傳播什么,就像它可能不傾向于告訴軟件發布者如何去與他們的顧客交流。

總之,被告的勝利看起來會不合法—因為它在效果上保護了一個可能的藐視法律的社會。但是原告的勝利看起來有點不美國—授權法庭去告訴企業什么可以做,甚至企業自己并沒有違法。

我們甚至沒有對其產品被一些人用來殺人的槍支制造企業做這些。最高法院可能會這樣做嗎僅僅因為軟件發布者的軟件被用來侵犯著作權?

假定可變通法律標準,法庭在這里有真實的自由

一件事是清楚的:在這個領域的法律是足夠可塑的可以用不同的方式爭辯。例如,“貢獻侵權”要求軟件發布者“實質地貢獻”于使用者的侵權,并且知道它。但是什么樣的貢獻是,或不是“實質的”?

難就難在這兒。格羅斯特使不法行為成為可能—但是后來當不法行為發生時,它是根據使用者自己的選擇。所以格羅斯特做出了“實質的貢獻”—或者事實上根本就沒有什么貢獻?

同樣地,當軟件后來被許多人用來侵權,還有一些用于合法地傳播文件,是否軟件制作者知道侵權?這是另一個對貢獻侵權的要求—并且,像實質貢獻侵權要求,爭論是沒有定論的:例如,是否軟件制作者必須知道一個侵權的特定例子,或者是否對軟件被用來侵犯著作權有一般的了解—格羅斯特現在確定了解—就足夠?

同樣困難的問題也產生于代理侵權的理論。主要問題是:是否軟件發布者有“權利和能力”去對侵權監督?

發布者怎樣才能保留權利和能力去對監督侵權?可能要求使用者同意每次使用軟件時提供著作權登記或者授權。顯然,那對使用者來說是很繁重的。而且這樣做可能僅僅把發布者置于一個更糟糕的法律地位:諷刺地,這個測試看起來建議發布者最好離開如果它保持對非法使用置之不理,因為那樣它就不能被要求為它們負代理的責任。

一些法庭可能會提出這個反語通過說發布者必須保留這個權利和能力—并且因而必須使它自己暴露于代理侵權訴訟。但是可以爭論地,一個強制這樣做的法庭未免走的太遠了。

假定議會沒有特別要求在相關合同中包括這樣的條款,解釋著作權法的法庭能夠賦予自己權力指示格羅斯特如何構建它的軟件,并且強制它去監管它自己的用戶?或者添置“鎖定軟件”使特定文件的非法使用變得不可能的責任應該由著作權所有者承擔?

合理的思維能夠區分所有這些問題的答案,我認為—并且根據這個理由,最高法院可能會自由的造法,而不是簡單地解釋它,在這樣一個及其重要的案子中。

責任編輯: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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